前几天，有位读者问了飒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：

咱们先不说艾滋，因为艾滋病毒是年才被人类发现的，但是咱们可以说说在古代的另外一类病——花柳病。

“花柳”一词第一次作为对青楼的别称，是出现在李白的著名诗句“昔在长安醉花柳，五侯七贵同杯酒”中，本是是作为妓女，妓院的别称。

为啥很低，飒姐觉得有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：

首先，能够入宫的女子，肯定都是出身好的“良家”，基本都是一些达官贵人的世家小姐们，在古代封建社会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入宫还需要有处子之身的要求，带入传染源的概率那是非常之低。

入宫之后，满眼望去尽是太监，能染指妃嫔们的正常男人就只有皇上一个，宫里的日子长夜漫漫，大家都盼着能得到皇上的宠幸，问题是僧多粥少，皇上也是一个很累的活儿。

所谓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，尤其是一头牛面对着茫茫一望无际的沃土，本来次数就有限，运气差到感染性病的概率就更低了。

最后，皇上也基本不出去，只要出去不乱搞，那就更是接触不到传染源。

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那么老实而幸运，比如历史上传说中因为感染“天花”，实际上被学者们认为是感染“杨梅疮”而死的同治皇帝。

杨梅疮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“梅毒“，现存我国医书中最早记有梅毒病名的是年重刻的元代释继洪《岭南卫生方》，年俞弁在《续医说》首次对“杨梅疮”的来源予以解释谈到：“弘治末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始，吴人不识,呼为广疮；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”。

年陈司成的《霉疮秘录》，是专门论述梅毒病的书，不仅将前世与梅毒有关的命名方法进行了总结、分类，并将梅毒统称为“杨梅疮”或“霉疮”。年祁坤的著作《外科大成》，又沿用陈司成的命名方法，其它方面的论述也基本沿袭前人。由此，有关梅毒的论述基本定型，为后世所延续。

虽然现在梅毒已经基本上不会上来就搞死人，但是当年，在古代那个医疗环境下，就是皇帝，得不到相应的治疗也要送命。比如王书奴在《中国娼妓史》考证杨梅疮的过程中就曾提到“花柳病以杨梅疮为最重，亦最晚出。”

在历史上对于同治皇帝的病情一些资料记载中，淋巴结肿大，下体红肿是早期的症状，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。随着病情的发展，同治皇帝出现发热，头晕，四肢无力，身体布满红疹，慈禧太后命令按照天花治疗，还举行了盛大的送“痘神娘娘”的仪式，结果均无济于事。

据记载，同治皇帝临死之时，全身剧痛，浑身溃烂，恶臭难闻，这也很像一个晚期梅毒合并感染或者败血症的情况。

在没有特效药的治疗下，梅毒确实十分可怕。梅毒螺旋体是一种纤细、包绕密实的螺旋状微生物，除了垂直传播引起的少部分病例之外，新发梅毒感染几乎都通过与皮肤黏膜的梅毒病变发生性接触而传播。

一期和二期梅毒就可以发生传播，据估计其传播率约为30%。早期潜伏梅毒患者具有传染性，因为活动性病变可能在近期出现但已消失，所以也可能会漏诊。

梅毒螺旋体通过皮肤微观擦伤进入皮下组织。虽然螺旋体的估计分裂时间缓慢，需要30个小时，但其能逃避宿主的早期免疫应答，并形成最初的溃疡性病损，也就是硬下疳。

在感染梅毒螺旋体后，梅毒患者可表现出多种症状，取决于其疾病分期(一期、二期、三期)。一期梅毒的初始临床表现为浸染部位的无痛性硬下疳，最初为出现在感染部位的丘疹，通常无痛。

丘疹很快溃烂，形成一期梅毒典型的硬下疳，为1-2cm的溃疡，且边缘隆起硬化，因为比较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，图我就不放了，想看的可以自己去搜。

这种溃疡通常为双侧肿大，伴有轻度到中度局部淋巴结肿大，通常出现在生殖器，但有时其他感染部位也可出现硬下疳，比如后咽、肛门或阴道。偶尔可出现多发硬下疳，尤其是合并HIV感染时。

即使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，硬下疳也可在3-6周内自愈。由于溃疡并无疼痛，许多患者不会就医，这种特点又增加了梅毒传播的可能性。

数周至数月后，约25%未治疗的初次感染者会发生二期梅毒，其特征为全身性症状，包括发热、皮疹、头痛、不适、厌食和弥漫性淋巴结肿大。

其中典型的皮疹为弥漫性对称斑疹或丘疹累及整个躯体和四肢，包括手掌和足底，呈不连续的紫铜色、红色或红棕色，直径0.5-2cm。皮损通常为鳞状，也可能平滑，也可能见到结节状病变。

继续进展，三期晚期梅毒的患者可能面对的就是重大的并发症，累及中枢神经系统、心血管结构或者皮肤和骨，导致全身麻痹，痴呆，运动性共济失调，同治皇帝的“浑身剧痛”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三期神经梅毒导致的针刺样剧烈疼痛。

最终，在没有足够早期诊断方法，和长效青霉素的古代，九五至尊也敌不过一个小小的梅毒螺旋体，就这么被搞死了。

所以，千万别说皇帝不会得性病，也许人家只是不敢说不能说也不让说而已，虽然曾经的性病在今天很多都可以治疗，但是它们带来的痛苦和羞耻感，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得云淡风轻。

在此，飒姐想郑重提醒大家一句：没有皇帝的命，可千万别得皇帝的病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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